来自中国西北固原农村的高治晓，戴着头盔口罩，一身黄衣跨在电动车上，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今年3月疫情特刊的封面。高治晓吸引这本国际大刊目光的原因，是“当世界停止时”，他与300万名外卖同行一起，仍驰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支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配送员们为躲避新冠病毒，却在要求带薪休假。

从今年1月下旬至今，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的超200万外卖骑手中，有近三成来自制造业工人，有超八成是40岁以下青年。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还是内地无数待业青年的第一选择，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递、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

中国急速壮大的快递外卖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曾经忙碌在工厂层层流水线上的“打工仔”们，创造了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如今奔驰在城市毛细血管般配送线上的各路骑手们，也被看作中国新兴的电子商务经济引领全球潮流的标志之一。但从本质而言，这一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实质上是从过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相对低端的快递外卖行业。

时代的风口

进入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曾经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头：进城打工。

这是中国的第一批农民工，也是中国“制造工厂”时代的主力军。他们浩浩荡荡奔涌入城，进入各种铸造厂、纺织厂、装配流水线、建筑工地，人人以进厂当工人为荣，努力扮演着巨大工业机器中的无数“螺丝钉”，撑起了广东、福建、江浙等省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以制造业强市广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民工尚不足两万人。自1980年起，进城务工农民开始迅猛增长，1987年已猛增至45万人。那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1.2亿左右。广东、福建、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农民工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在上一代人眼里，进厂子打工就是一个好工作。”在苗森看来，他们这代人与父辈的职业选择已经完全不同了。转行之前，苗森曾在河北承德一家机械工厂做装卸工人，这是一份亲戚托人帮忙才得到的工作。

2006年~2014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6岁一路升高至34岁。相比父辈，新一代农民工基本具备初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辈普遍的小学初中文化。更高的文化程度拔高了职业选择标准，相比枯燥重复的流水线工人，近十年间迅速发展的生活服务业中的新兴岗位，正在成为他们更青睐的新去处。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兴行业，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走上互联网行业中的核心岗位，而互联网产业生态中新兴的大量基础性、边缘性岗位，成了他们中多数人的职业选择。快递与外卖行业正是这样的典型。互联网生态的扩张，把中国的快递业和外卖业送上了发展的高速路。无论制造业还是生活服务业，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都是最受欢迎的劳动力。而如今，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快递、外卖等新兴服务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大多数工厂招工的年龄限制仍卡在20～40岁之间，薪资范围一般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轮休制居多。可招聘启事挂了一段时间，工厂老板们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好招，这些人更愿意加入到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大军中，用更自由的时间换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数据显示，2019年，在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20～40岁年龄段骑手占比高达83.7％。在饿了么的300万名骑手中，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比约为47％。

在1998年出生的苗森看来，工厂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前，苗森在一个郊区的机械工厂做装卸工，厂房和宿舍在一起。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跟着来回运送的货车装卸，有时也在车间里帮忙做包装、搬运之类的活儿，老板说是“上六休一”，但忙起来也会连续加班。

“每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要被呼来喝去的。”苗森直言，“我们这个年纪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钱又不多。”相比之下，骑手工作看起来具有“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的优点，这对曾经工作定薪不定时的苗森来说，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骑手平均薪资达9121元。

而在传统制造业工厂则是另一番景象。企业主不会拿出动辄七八千元的工资成本去招聘大量普通工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0494元，绝对薪资不及快递外卖员群体。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制造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7.4％。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工厂的营收效益大幅下滑，再提高人力成本并不现实。

“农民工大量流向服务业，应该怪制造业工资太低。”章铮直言，“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方。制造业企业为了降成本，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但农民工同时又是消费品和商品房市场上的需求方。如果希望通过农民工城镇化、市民化来扩大有关市场的需求，首先就得解决农民工收入太低、没有经济能力进城的问题。”

机器人将人挤出车间

年轻一代不再青睐工厂，除了薪酬、个人就业意愿层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则从根本上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现在我们的工厂生产线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每年能省下20％左右的人力成本。”知名内衣品牌都市丽人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潘纪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服装生产线上，裁剪、缝制、检测、物流、标准零部件装配等主要环节，基本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潘纪刚坦言，添置自动化设备的动力，正是近年来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一线工人的用工成本几乎以每年10％～45％的幅度在增长，加之一线工人流动性大，不稳定，培训时间、熟练度也会影响企业的人力成本。”技术迭代下，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数据显示，在饿了么300万名骑手中，有15％的外卖骑手是工人转型，占比最高。美团外卖在疫情期间新增的100万外卖骑手中，有27.2％来自制造业企业，也占比最高。

面对此景，“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轰：“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年轻人不能老是去送外卖！”

潘纪刚也发现，虽然普工的“用工荒”几乎不再，但对口高级技工依然稀缺，尤其是一些专业高级技师，市场薪资已经开到了万元以上，依然应者寥寥。实际上，制造业普工易招、高级技工稀缺的局面存在已久。在劳动力市场上，求人倍率指的是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以制造业大省江苏为例，近年该省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这意味着，平均1位高级技工有2个以上岗位可挑选，远高于普通岗位约1的求人倍率。“如今高级技工紧缺现象已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供需矛盾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对此表示。

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明显。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人社部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相关数据显示，尽管受季节性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市场用人需求和求职人员数量同比收缩，但各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2.0。

在技术性失业浪潮后，未来的就业门槛将提高，知识型、技能型劳动力将成为主流。“2010年以前，只要是个劳动力就能找到工作。但今后不会了，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需求会越来越小。”屈小博直言，“今后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知识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和劳动密集型岗位的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              尽管如此，不管企业如何为“技工荒”而头疼，社会各界如何呼吁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收入相对较高的技工，即使是高级技工，也依旧很难成为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从一个基层劳动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当的薪资区间下，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递外卖员，花费更高的培养成本、冒着更大风险去学习高级技工，则显得投入产出比更低。

虽然企业愿意在工资福利上向高级技工“多支付一些”，甚至愿意高价到劳动力市场上去挖人。“但企业招聘这样的高薪技工也是有前提条件的。”章铮指出，一言以蔽之，企业追求“灵活用工”，技工追求职业稳定。

由于高级技工所学技术通常是专用于某一行业、某一工种，技术层次越高，技术的专用性往往也越强。技工如果改行，他经多年学习和工作所掌握的技能会全部或大部分报废。因此，在决定是否学习某一门技术时，对口工作的待遇和稳定性就成了他们考虑的关键因素。以智能手机屏幕的打磨抛光工作为例。过去，手机屏幕玻璃的打磨抛光需要工人来做，这一技能需要至少三年的学习培养，才能达到高级技工水平。但随着智能终端的需求爆发，自动化手机屏幕玻璃精雕机开始在面板生产行业中普及，迅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打磨岗位。“实际上，机器对人的替代不意味着完全的岗位损失。”屈小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技术会替代一部分传统低技能工作岗位，也会创造出一批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岗位。以格力集团在2018年的大规模转岗培训为例，对岗位被替代的工人进行再培训、上新岗，可以实现既不大规模裁员，又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作为基础制造业的重要一员，2020年9月22-24日，众多行业专家、技术学者将齐聚浙江嘉兴，参加“2020锻造自动化及信息化技术研讨会暨浙江精卫特机床有限公司10周年庆典”，逆势而上，共觅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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