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制造业发展已步入爬坡过坎、由大变强的重要关口

2011年3月份，美国经济咨询机构环球透视公司(IHS Global Insight)的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达到19.8%，高于美国的19.4%，位列世界第一。自19世纪中叶迄今，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我国又重新回到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位置。当前，我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由大变强”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挑战很大，但机会也更多，亟须确立新的战略目标，制定新的行动计划。

(一)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01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22.8万亿元，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工业制成品出口居世界第一;56家制造业企业入选“财富世界500强”，居世界第二，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具体来看：

一是重点行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在通信设备领域，自主研发的TD-LTE-Advanced成为4G国际标准之一，TD-SCDMA基带芯片市场占有率超过50%，华为、中兴在全球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分别位居第一、第五位。在发电设备领域，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百万千瓦级水电机组等重大技术装备研制成功，并得到市场化应用。在高端装备领域，智能制造、高速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行业快速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接单量占世界市场份额29.5%。在原材料领域，电解铝大型预焙槽及异型阴极槽技术、富氧铜冶炼技术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已占海外市场的40%。

二是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十二五”前四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比例增加120%，研发人员和研发支出增加1倍以上。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R&D)比重达到69%，9个工业领域专利申请占国内全部专利申请总量的83%。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比如“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已连续四次蝉联世界超算排行榜冠军;“高分二号”卫星推动民用遥感精度达到亚米级高分辨率;4500米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系统海试成功;TD-LTE关键后续技术创新发展成效显著，5G通信研发提上日程。

三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稳步推进。这些年来，工信部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大力推进两化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目前，工业企业数字化工具普及率达54%，其中，航天、航空、机械、船舶、汽车、轨道交通装备等行业数字化工具普及率已超过8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线数控装备比重已经达到30%，近5年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新增3.65万台，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智能制造引领工业企业步入信息化综合集成新阶段。

四是军民融合发展不断深入。先进军用技术在民用领域转化和应用比例大幅提升，民品产业比重超过70%;社会资本进入军工领域取得新进展，获得武器装备研发生产许可证的民营生产企业占比达到2/3。

五是节能减排成效明显。“十二五”前四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累计下降21%和28%。电解铝综合能耗低于13500千瓦时/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淘汰落后产能取得重要进展，截至2014年底，淘汰炼钢7538万吨、炼铁6928万吨、电解铝160万吨、水泥5.69亿吨、平板玻璃1.52亿重量箱，提前完成“十二五”淘汰任务。

六是产业集约集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重大产业布局持续优化，钢铁产业布局逐渐向沿海沿江和贴近市场调整，高载能行业逐步向资源能源富集地转移，加工产能逐步向应用地区转移。产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2014年汽车销量前十名企业生产集中度达90%。

(二)我国与世界制造强国的差距仍然明显

一是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产品质量水平不高。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装备、核心领域的芯片和控制系统等很多依赖进口。2013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2313.4亿美元，超过石油成为国内第一进口大户。近八成的芯片依赖于进口，其中高端芯片进口率超过九成。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整体水平不高，出口产品长期处于国外召回问题产品数量首位。

二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形势严峻。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传统行业产能总量过剩与结构性过剩并存，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苗头，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产业系统性风险加大。

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趋紧。2014年，我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59.9%、32.2%和78.5%，资源安全状况堪忧。相当多的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大气污染、重点流域水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

四是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流失。同时，原材料、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预计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制造业要素成本将进入长期上升通道。

五是体制机制束缚问题突出。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亟待深化改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有待加强，部分垄断行业改革进展比较缓慢，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创新创业活力难以有效释放，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亟待改善。

(三)我国制造强国建设迎来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

一是开启了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制度红利”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深化金融改革，将引导资金要素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重点领域流动和集聚，加强对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服务，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深化财税改革，将有效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税费负担，加快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有效发挥政府资金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深化要素价格改革，将理顺水、电、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市场竞争，破除垄断，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激发国有制造业企业活力，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制造业重点领域集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将放松准入管制、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将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二是步入了基于高素质劳动者的“新人口红利”期。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逐步减弱。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比上年减少345万，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下降。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再减少244万，劳动力数量拐点已经出现。但同时，以高素质劳动者为特征的“新人口红利”开始显现。我国每年大学毕业生总数高达700多万人，十年下来就差不多等于一个德国的总人口。这表明，在“人口数量红利”趋弱的同时，新的“人口质量红利”时代即将开启，我国制造业有很大可能在“新人口红利”的推动下进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新增长阶段。一系列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产业层次偏低、技术对外依存度高、产业大而不强等等，可望在新一轮人口红利周期中得到改善和解决。

三是迈进了基于创新驱动的“新资源红利”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就是来自土地、矿产等传统资源的开发和消耗。如今，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旧的资源红利正在逐步减弱甚至消失。据统计，2013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35.47万公顷，资源枯竭型城市达到69座，原油、铁矿石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我国要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就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从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产生的“新资源红利”。一方面，通过创新，从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资源转到主要依靠科技、信息等新的要素资源驱动发展上来;另一方面，通过创新，使各类要素资源的配置得到优化，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

四是迎来了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全球化红利”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经济形势出现重大转变。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正在日趋弱化。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亟须加强战略谋划，构建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为此，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产业、市场、资本和资源能源对外深度融合，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共同发展，成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引领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强力引擎。就制造业而言，不仅可以为我国产业升级留出发展空间，也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和利用各类发展资源，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影响力，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