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3月25日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区的总体方案通过，自由贸易区的顶层设计基本成型，加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扩区，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由贸易区的整体格局。

在整体规划上，自贸区的战略布局已经呈现：两个直辖市（上海、天津），两个早期的经济特区实验省份（广东、福建），覆盖中国三大的经济区域——长江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区、及目前正逐步形成的京津翼一体区。

在短期内，自由贸易区试验更多地会转向如何通过开放促进改革的机制创新探索，短期内扩容的空间有限。

自贸区布局的战略考量

四大自贸区的发展重点也越来越清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立足长江经济带，将更多地定位于金融业的发展；而天津自由贸易区配合“京津翼”一体化战略，侧重制造业的发展及对外开放，力图辐射整个北方地区；而广东自贸区，则立足珠三角，对香港和澳门地区，力图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福建自贸区，侧重发挥对台优势，同时配合“一带一路”，力图在贸易等层面有所突破。

首先，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因而选择上海作为第一个自由贸易区，自然有着对悠久的历史传统的考虑，而如何才能恢复“大上海”的历史辉煌地位才是值得期待的。回头看，上海自贸区，经过一年多的试验，取得了部分的进展，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等积累了一些可复制的经验，而负面清单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事后监管仍然有很大的空间。而上海自贸区扩区，则能将一些成功的做法直接在更大的区域范围采用。

其次，天津，作为直辖市，比邻首都，地位重要。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通过天津自贸区试验，力图对整个北方经济发挥辐射作用，对于传统的东北经济区发挥引领作用。在近期，则被期望能对京津翼一体化的进程发挥作用。

广东，一直是改革的前沿阵地，在制度创新层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深圳一度被视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自然被寄予厚望。作为偏离政治中心的广东，有可能在制度创新上发挥先行者角色，而目前，也面临着优惠政策越来越少的局面，如何进一步开创新的局面一直是决策层所关注的。

福建，独特的历史和对台区位是设自贸区的主要原因。在历史上，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经济特区的设点省份，同时，与台湾隔海相对，被视为对台的窗口，目前被视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能否重现当年的风光也是各方所关注的。

在自贸区的政策设计上，一方面是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化被动为主动，应对国际规则和竞争的变化；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深入实施。因而自贸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断提高自贸区本身的创新能力，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为改革和开放积累经验，并及时总结推广。

中国四大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策略展望

中国上海自贸区具有先发优势，在自贸区试验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需要强化的是，突破制度创新的障碍，进行更积极的改革努力。在金融改革上，需要有更多的改革措施，更好地协调各个部委之间的关联，最大的难题可能是，金融改革内在的困难可能在金融体系之外，更在上海本身的能力范围。最值得探索的是，如何强化事后的监管，上海在管理层面具有历史传统和优势，因而应该积极总结和进一步探索由“事前审批”变“事后监管”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天津自贸区面临较大的挑战。一方面，创新并不是天津的传统优势，一方面，太靠近决策中心，但可能并没有足够的影响政策决定能力。放在北方经济区内，行政干预过强，导致经济活力不足一直是老大难的问题，天津自贸区在开放促进改革的试验中，具有一些短板。因而天津自贸区可能侧重点应该是如何在京津翼一体化背景下，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广东自贸区比较有可能能够实现政策预期目标。广东具有改革的传统，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政府更多地具有一定的“非禁即入”的特征，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较少，同时，市场主体也具有较高的经济意识，敢于创新。广东自贸区试验应该力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鼓励企业进一步走出去。

福建自贸区任重道远。福建自贸区试验需要避免当年厦门经济特区的教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需要加大勇气，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目前看，除了对台的区域考虑，福建自贸区的优势并不明显。即使是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中，投在福建省内的并不是最多，同时，福建本身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政府的服务水平等都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值得观察。

总的看，由于自贸区更多地定位在制度创新上，因而四大贸易区的制度创新能力将是长期发展的关键，而“事后监管”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将是真正的挑战。四大贸易区是“开放促进改革”的重大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