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经济都萎靡不振，但有一个国家却是例外，那就是德国。德国不但失业率低而且经济增长迅速，这样的成绩单都是由制造业强劲出口带来的。德国制造业出口贡献了国家经济增长的2/3，拉动人均GDP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快，德国被公认为欧洲四大经济体当中最为优秀的国家，经济实力居欧洲首位，是当今欧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强国。

工业是德国的经济支柱，作为一个多工业中心的国家，德国的汽车工业、机器和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均在国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经济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均意识到制造业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德国作为为数不多、一直坚持发展制造业的国家，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楷模。

高度重视产业链发展

历史上，德国制造业一直将“规模优势”发挥到极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经济、政治被各种垄断性集团所控制。例如，联合钢铁股份公司作为德国和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生产力能力最大和最现代化的采矿-冶金托拉斯，控制着几百家企业，资本超过40亿马克，拥有职工约40万人。西门子-舒克特公司，作为电气工业的垄断组织，1936年所属企业职工达93300人，1939年总资产超过15亿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15个最大的工业垄断组织和银行垄断组织拥有的资产高达660亿～700亿马克。

二战结束后，德国制造业垄断组织被强制拆分，大量资产被没收，厂房、设备严重毁坏，给德国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但依赖于原有的管理、技术、市场等，德国制造业迅速崛起。在原有垄断组织基础上拆分的德国大企业功不可没，西门子、大众、拜耳、巴斯夫等众多耳熟能详的企业集团给世界制造业市场带来一轮新的洗牌。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全球竞争压力的增大，德国制造企业展开了多次大范围的兼并重组活动。例如，汽车领域，1950-1980年间，德国较大规模的企业从11家缩减至5家；到2010年，只剩大众、宝马[微博]、奔驰3家公司。

通过对德国制造企业一系列兼并重组活动的观察，不难发现，其对产业链的保留非常完整。例如，德国化工领域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巴斯夫以原材料为主，拜耳以农用化学品、医药用品为主，汉高则以涂料、化妆品、洗涤剂等为主等，这样既保证了德国化工企业对整个化工领域全面的掌控，又减少了企业间的竞争，进一步提高了德国化工企业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在德国制造业的某个领域内，通常同时存在多家世界著名企业。

针对德国制造业的这种分层划分模式，对外经贸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所欧洲中心主任史世伟对记者表示，德国对通用技术的研发非常值得我国学习。大家共同研发通用技术，使这项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然后在多元化的生产中通过产业链来加强合作，将同样的通用技术运用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这种分层化的发展模式既减少了企业间竞争，又提高了产业链的质量。

史世伟指出，很多发达国家受到新兴工业国家的冲击以后，就将本国产业链中比较低端的部分转移到了国外，可实际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间是有联系的，仅仅把握住设计和市场这两端并不能高枕无忧。

“而德国却始终没有放弃制造业，经过多年的积累，德国深知产业的升级需要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紧密合作，绝不能分离开来。从上个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德国就非常注重高质量、多元化的产业发展，这种优良传统也被一直保留下来。德国对产业链的高度重视是中国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史世伟强调道。

“此外，德国制造业的成功对中国的最大启示应该是重视研发。目前，中国高校的研究和企业的研发还相对脱节，可以说国家对技术的研发还不够重视。中国要向德国学习的是如何在产业链基础上，围绕技术平台形成产业集群，这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史世伟对记者说道。

平衡市场与政府力量

德国政府一直以来将制造业作为立国强国之本，为制造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其不仅注重对教育、技术的投资，更从法律、社会层面给予企业发展良性保护。在“科教兴国”的方针下，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有了飞跃的发展；但相较于德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相关法律法规还处于完善阶段，缺乏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德国制造业具备完善的竞争体制，这是目前的中国还无法达到的。德国非常重视绩效原则和消费者主权，企业能否经营下去的关键是制造的产品能否被消费者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能竭尽全力去生产性能更优良、价格更优惠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此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是德国制造业能够始终保持创新活力的根本所在。换句话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德国制造业的经久不衰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胡琨对记者说道。

胡琨表示，德国的创新和研发是基于企业对市场的研判，是一种竞争下的自然反映，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而在中国，政府会出台很多相关政策来扶持创新，但是如果国家投入过多，企业就会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得到政府补贴上面，而不再关注创新和研发，从而导致很多产业计划到最后都走了样。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市场机制和行政力量在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中的关系亟待梳理清楚。

“政府更多地应该起到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确保市场良好秩序的作用。德国政府并不致力于扶持特定的企业或行业，而是在为整个社会的产业力量提供可靠、稳定、有秩序的环境。在中国，如果这一点得到了保障，相信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企业自然会从中受益。所以政府应当在经济政策上进一步加强深化改革，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胡琨解释道。

此外，史世伟还指出，中国政府应该从需求出发，制定的战略不能与需求脱离。从顶层设计来讲，产业政策一定要从现有的优势出发，并且注意与经济界和科技界的充分合作。另外，在产业没有完全成型的时期，政府不要过快决定某一种路径，而应该鼓励多种路径相互竞争，从而在竞争中逐渐形成主导模式，这个过程中政府则不要过多干预，让市场在其中充分发挥作用。

成功可以模仿 永不可复制

作为全球工业实力最为强劲的国家之一，德国在新时代发展压力下，为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出了“工业4.0”概念。

德国是在2011年举行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了“工业4.0”的大体概念。当时，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董事兼行政总裁沃尔夫冈·瓦尔斯特尔教授在开幕式中提到，要通过物联网等媒介来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提高制造业水平。

在德国政府此后推出的《高技术战略2020》中，工业4.0作为十大未来项目之一，联邦政府投入2亿欧元，其目的在于奠定德国在关键技术上的国际领先地位，夯实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两年后，在2013年4月举办的“HannoverMesse 2013”上，由产官学专家组成的德国“工业4.0工作组”发表了最终报告——《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

与美国流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说法不同，德国将18世纪引入机械制造设备定义为“工业1.0”，将20世纪初的电气化定义为“工业2.0”，将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化定义为“工业3.0”，而将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化定义为“工业4.0”，由此正式宣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那么，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德国的制造业会与中国的制造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史世伟认为，中国制造业在设定标准方面可以与德国加强合作，这样能够使我国制造业更有效地向高端靠拢。不过，中国目前基本还处于工业3.0的阶段中，未来中国的制造业一方面要达到车间全部自动化，并且争取实现一个制造环节的智能化，另一方面要在互联网的同时实现物联网，将分散的智能化车间联系成智能化的工厂。

而两国的工业合作或将落脚于我国此前提出的制造业升级战略——“中国制造2025”规划。有人将此称为中国版的“德国工业4.0”，因为两者在重要目标和核心手段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计算机、机器人领域，双方有合作的潜能。德国在此领域有自己的技术优势，如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高端数控机床、传感物联、自动化、数字化工厂。上述领域也是‘中国制造2025’里面重点发展的一些领域。在这方面双方还是有合作的共同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闫瑾对记者表示。

“德国在技术上比较领先。在潜在的重点合作领域上，德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两国制造业都需要往智能化方向发展，在研发层面，有很多技术尚待开发，而德国在这一领域是非常强势的。”闫瑾说：“两国共同研发的高端技术肯定是共享的。德国在技术方面是占优势的。整个过程中，德国研发的体制、制度、资金体系组合而成的研发机制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同时，两国关于研发和产业界的结合方式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