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看到，和硕的童子贤，从来没有大声疾呼机器人的重要性，而苹果笔记本主力代工厂的广达集团的董事长林百里也确实没有在机器人上有太多布局。关键就是在于，不论鸿海、和硕、广达，或者是i-Phone、iPad、iPod、Macbook　Air，都还是完全没办法用机器人一手代劳。

我们同样也看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要求下，库克去年决定把一部分的笔记本生产线迁回加州Fremont，但在这偌大的高科技工厂当中，苹果还是要雇用美国工人来组装，并达到奥巴马增加美国就业率的目标。总之，不是用机器人就可以解决所有生产线工作。

零部件与成品组装，好比是鸡生蛋、蛋生鸡的紧密关系。一直以来，鸿海的垂直整合是反其道而行，当竞争对手都是从末端组装，往上游的零部件进军，鸿海却是从零组件往下游整合。

这些年来，鸿海立足不败的秘诀，一大原因可以归功于郭台铭自创的零部件模块化快速出货模式（Component　Module　Move，简称CMM）。

利用CMM模式，鸿海成功地进行垂直整合，不仅为客户提供了一次购足（one　stop　shopping）的便利性，也把鸿海的业务范围，从零组件延伸到机械模块、电子模块、系统组装和测试。每一个客户都可以向鸿海采购任一零组件或模块，也可以要求鸿海进行成品组装。

从零部件、模块设计到系统组装，鸿海相当于赚了三次钱。这一整合不但提高了整体的营业额，而且可以给客户最有利的报价，提高了价格竞争力。

2000年前后，美国有很多大型PC公司，准备把准系统开放出来做，但国际间很少有一个厂商，可以从模具、计算机外壳甚至于硬盘，整合在一起统包代工。这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鸿海抓住这个机会，进入到准系统的代工。

台湾大学副校长汤明哲曾经分析鸿海的经营模式是个创新。因为在不断垂直整合下，大量的零部件都是鸿海自己做的，例如一支智能手机，鸿海所能提供的零部件，可以占到整支手机成本的61％，最后再把这些零部件都整合起来，组装成一支手机。

在深圳龙华，过去的30年里，每年都有用之不竭的劳动力，他们廉价、好用、极少抱怨。一个一个不起眼的小螺丝钉，组建起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代工机器。

台湾高科技公司引以为傲的所谓“982理论”，简单的说，就是98％的订单能够在2天内交货。除了中国的稳定的生产环境外，全世界其他的生产基地都无法办到。台湾企业多次尝试南移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但是大型的成功案例，只有中国零头中的零头。

在这个稳定环境中，让制造代工企业，能够大量且精确如期完成国际企业的下单产品。鸿海则是模范生，中国100万的员工，每天能够消化高达10亿、20亿人民币大订单。

在大陆扩张一直是鸿海走向全球化的关键环节。1988年，郭台铭就开始在中国大陆默默打造生产基地。十余年后，代工同业纷纷开始进驻时，他已经在大陆市场熬出半壁江山。

台湾的企业，除了康师傅、旺旺之外，真正在大陆深深扎根的电子科技业，就只有鸿海。深圳龙华厂是从一片荒地，一草一木建立起来，从1996到现在，建成了一个42万人的工业区。“是我在那流的血、流的汗堆砌出来的。”郭台铭如此回忆说。

深圳特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从一穷二白，跃上了经济发展最顶点。看到这成功经验，内陆各省份也希望复制，因此我们仍看到，作为用工大户的郭台铭，还是被各省、各县书记奉为座上宾，光环没有因为跳楼事件而褪色。

近四、五年，在鸿海大举用兵之际，已频传缺工的沿海地区自然难以应付，郭台铭一声令下：到最多人出来找打工的地方找人。拥有超过一亿人口数的河南省成了最好的目标，在郑州，富士康不仅能以较低的工资水平募工，还能在用地和税收方面谈得更优惠的待遇。

与其它内陆省份不同的是，河南迄今没有任何大型的电子制造基地，但河南一直是珠三角制造业农民工的主要来源。“中国大陆内部的竞争，比台湾还要激烈。”郭台铭曾经说，他在大陆投资设厂的地方，没有不发达的，因为他会看那个地方的官员值不值得投资。

除了河南之外，计划中的五万人贵州新厂现在仍是郭台铭的应变策略。在产能上的大转移，也将会重塑中国各省的经济面貌。

如今在高科技行业委外趋势愈来愈盛的前提下，富士康毋庸置疑是最大的受益者。鸿海最看重的三项是：质量、价钱、速度，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质量比别人好，价钱比别人低，速度比别人快，这种东西是说得容易，做得难。

鸿海确实是把制造做得最好的企业，但这根深蒂固的经营模式，也成了转型最大的障碍。因为郭台铭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告诉苹果：对不起，我不再帮你代工了。客户、股东、供货商、员工等各个公司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都会跳脚。

另外，鸿海的代工产品都是巨量，不是上百万件的大单，郭台铭根本看不上眼。

机器人、无人工厂或许不只是个噱头，但鸿海要接单、要赚钱，至今还是得倚靠中国工人。在这样思考维度下，环顾全世界，目前也还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能够完全替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兵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