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前堵后追”之势。面对这场大变局，中国制造业传统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战，如何构筑新比较优势，如何实现整体价值链的升级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

“再工业化”推动全球制造业格局重组。目前，发达国家在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方面占据显著优势。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主要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随着推动新工业革命先导技术的产业化进入快速发展期，高成本国家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未来在制造领域的实力对比将重新向发达国家倾斜。而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产出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将较此前显著放慢。这会影响到全球产业的地域布局，进而导致全球产业格局出现大重组。

国际产业可能出现 “逆转移”对“中国制造”造成冲击和不利影响。目前我国制造业产能以低端、高能耗为主，在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不具优势。一旦美国制造业回流引发高端制造业出现“逆转移”，很可能使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更为严重。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制造业开始出现积极发展势头，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40万，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部门首次出现持续性就业增长。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随着 “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日益显现，美国本土制造业将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得中国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趋缓。

贸易摩擦将加剧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竞争压力。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是增加出口、平衡贸易，恢复制造业竞争力。一些曾经对美出口的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对美出口已经受到影响。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能源独立”战略使美国除石油之外的商品贸易逆差有所缩减。2013年美国货物及服务贸易逆差为4715亿美元，同比减少11.8%，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为2.8%，这一比重在2012年为3.3%。

加大技术输出控制，延缓中国产业升级步伐。加入WTO以来，中国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抢滩海外研发的热土，并渐渐跻身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的重要节点。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的近千家外资研发机构中，由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建立的就有300家左右，近1/3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均已在华设立了研发机构。美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凭借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的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可能对我国形成新的“技术封锁”，对我国制造业升级形成延迟作用。

中国正处于一个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十字路口。中国盈利模式实现重大转型以及产业实现升级已经不再是喊喊口号了。发展先进制造业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战略核心，中国也应该在继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上加紧部署。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战略举措之一就是推动制造业“本土化”，由制造业“外包”转向“内包”。中国应吸收美国“产业空心化”教训，积极引导和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包企业由制造业成本高的沿海地区向国内中西部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为破解我国制造业面临的能源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程度较重等难题，需要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主要停留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设计和销售环节较为薄弱，亟须加快拓展制造业价值链，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要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并购或参股国外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支持国内企业培育全球化运营，全球化配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