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牵绊

这种进化的牵绊是老板们一直浸淫的儒家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提倡一种伦理中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其预设了一种来自于顶层（天理）的道德秩序，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不当的私欲）”，期待“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和谐局面，并且进一步希望人们“推己及人”、“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把小爱变成大爱。但是，这一套逻辑自洽的价值体系却在实践中走向了三个方向，并未强化儒家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内核，反而是导致了组织内“德性的偏离”。

权力文化——儒家文化为各类组织给出的是一种“集体主义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集体主义语境盛行的原因），强调尊卑之间的不同义务（不是权利）。但是，尽管出发点是基于对道德的至高追求，这种实现预设的“顶层道德”实际上却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纵向关系。因为，预设了不同的义务，也就预设了不对称的权力。也正因为如此，儒家思想才备受统治者青睐，走上庙堂，成为一种统治工具。朴素的利他主义在“庙堂化”的过程中被“不仁”的统治者巧妙地置换为了一种“牺牲精神”，要求被统治者为了集体利益无条件地付出，只讲奉献，不求回报，而统治者却利用自己的“位尊”，巧妙地逃避了义务，只享受权利。由此，每个组织内的成员都向往位尊，热衷当官。于是，老板的话筒声音更大，老板的手表时间更准，老板的思想境界更高，价值观完全成为了权力的奴隶。

圈子文化——儒家文化提倡的是一种“差等爱”而非“兼爱”，这实际上是一种小圈子内合作的朴素利他主义。但是，小圈子内的合作极有可能形成一种水浒式的江湖文化，只讲敌我，不论是非。“义气”本身不是对任何实体价值的坚守，而是一种策略上的“攻守联盟”，即这种圈子关系构筑的基础是通过依附首领和进行“群氓式”的合作能够摄取圈子之外更多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在组织内，看似一团义气，实际上却是一层一层的费孝通所言的差序关系，人人都在攀比和统治者的关系亲疏，而非道德是否高尚。在组织外，极易在经营上走向完全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即对圈子之外的人，不讲“义气”，更不讲“道德”。更有意思的是，位卑者尽管在组织内备受压迫，对外却乐于无条件地维护集体，维护统治者，甚至放弃自己的良知。其原因在于，圈子内的人坚信，离开圈子，自己比现在更糟。于是，圈子外强中干，极易从内部分裂。员工和企业的关系也好比是毫无感情的政治婚姻，虽不幸福但也不愿他人干涉，更不愿意好说好散，其存在仅仅是为了各怀鬼胎的人捆绑在一起去加害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