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的作用不言而喻，关键是我国要有正确的核能观，要充分认识到核能的战略地位，它是人类未来能源发展起主导作用的高新能源。”田力说，“在我看来，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包括最近的一些表态，应该是传递出一些积极信号。”

“这两年在中国停建核电项目的同时，俄罗斯、美国以及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放慢核电建设的步伐。他们在国际上表现格外活跃，尤其是俄罗斯最为引人注目，几乎狂揽全部国际核电订单。”田力说，“现在不仅仅是石油贫乏国家，甚至是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也都在寻求核能利用的可行性。中国政府高层或许已经注意到这些动态，所以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支持核电发展的观点。”

这恰恰是中国核电界最为期待的一种声音。

理顺国内放眼世界

田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关于核电，很多部门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相互埋怨，职责不清，导致管理混乱。其背后根本原因是没有统一指令，没有法律作为指引，“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政府部门没有行使职责的先后顺序，互相推诿，项目审批久拖不决。而业界企业之间则重视自身利益，很难顾全战略全局，这样的话非常不利于行业发展和国家能源战略安全”。

谈到《原子能法》，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赵志祥则指出，《原子能法》是一项重要的母法，它的研究制定将对核电规划以及核安全规划起到约束和引导的作用。据赵志祥介绍，目前由于各方面原因，《原子能法》虽有牵头单位在进行讨论组织实施，但面临的实际困难很大，短时间内难以完成。

赵志祥说，“现在《原子能法》已经列入人大立法计划，但属于三类，时间上很难保证。人大环资委目前正在考虑先行起草出台《核安全法》，这个会比《原子能法》要快一些，操作起来困难也会相应少一些。”

“现在都说简政放权，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就需要《原子能法》，把相关产业、政府部门的责权讲清楚，只有这样核能的利用发展才有更大的空间。”张禄庆说。

据了解，我国提出《原子能法》已经有些年头，但立法进程十分缓慢。分析其中原因，立法主体错位、概念不明确、事业管理边界不清晰、体制机制多变、责权部门分散等导致了法律久久不能出台。

田力指出，目前在国内政策尚有待确认的大背景下，核电装备制造企业应该顺应改变思路，在服务、运营、制造等方面大胆“走出去”，通过参股、竞标等多种方式，参与到国际核能核电产业循环链中。“俄罗斯现在为什么订单多，还不是在我国应用建设得最好。反观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核电技术，为什么我们不能尽早开工建设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未来核能发展重点，或者说话语权影响力，在于理顺国内、放眼世界”。（jiao点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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