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激进股东在幕后操纵我。

上市公司的CEO按理要听从股东意见——可是有些投资者说话的嗓门盖过了其他人。近年来，对冲基金经理和其他大资金玩家进行的“激进”投资迅速增长，他们的手法是购买一家公司一大笔股份，然后要求改变公司的策略和管理方式。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高管薪酬和公司管理的教授杰西·弗里德说：“在股东激进主义阴影下运作的公司也在评估它们的董事会，撤换不适合在董事会就职的人。”他补充道，在理论上，这有助于公司做出更好的决策。

激进股东的巨大股份使人难以忽视他们，社交媒体可以在更大范围的投资者群中扩大他们的影响。卡尔·伊坎(Carl Icahn)便是这样的一个范例。据《华尔街日报》报道，78岁的伊坎拥有价值四十亿美元左右的苹果公司股票，他对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最近增加8%股息并宣布按7:1进行股票分割的决定可以、也可以不产生直接的影响。可是在上个月结果出来之前，伊坎在推特(Twitter)上对这两项决定发出了呼吁，他在推特上有163,000名粉丝。在最近几年，伊坎还在影响易趣(eBay)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公司的管理决策方面发挥了辅助作用。

根据数据企业对冲基金研究公司的信息，激进对冲基金——定义为其经理积极地与所持股票的公司管理层讨论销售、股票回购、分红等问题的基金——2013年管理的资金达930亿美元，差不多是五年前管理数量的三倍。富事高商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69%的激进股东希望在2014年增加使用社交媒体。

有证据表明，CEO们在听从这些高声发言者的意见时会做得很好。根据2013年一项名为“激进对冲基金的长期影响”的研究，激进股东的干预在五年时间里提升了股东价值。这项由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三位教授开展的研究对1994年到2007年期间激进对冲基金进行的大约2,000例干预案例进行了研究。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写道：“政策制定者和机构投资者不应该认同这一时常被提出的主张：激进股东的干预会让公司和他们的长期股东付出高昂的代价。”

9. 公众在Twitter上对我无理指责。

社交媒体对CEO来说是把双刃剑：它让CEO们与客户和公众保持联系，但也给了客户和员工一个对他们进行挞伐的公共论坛。

在最近备受关注的一个事件中，在摩斯拉公司的CEO布伦丹·艾希被曝于2008年向加利福尼亚州一项禁止同性婚姻的公民投票活动捐款1,000美元之后，客户和员工在推特上公开声讨他。事实证明这件事让这家软件企业人心涣散，最终艾希于上个月辞去了他的职务。

当CEO们说了一些煽动性的言论时，社交媒体就在那里煽风点火。去年，电子商务公司Fab的创办人和CEO贾森·戈德堡在推特上就媒体对公司的负面报道一事与一名公众人士展开了唇枪舌战。他后来在Facebook上抱怨一名同机乘客不愿意接受他给的100美元来与之交换座位。(在进行了大量裁员之后，戈德堡今年一开始就发表了3,600词的虚心道歉，其中引用了摇滚乐队酷玩乐队的一句歌词：“没人说过这是件容易的事。”)

明尼苏达州 托马斯大学道德及商业法律系教授达里尔·克恩说，社交媒体对CEO们来说有挫其锐气的作用。她说：“现在的新闻周期实在太短，如果CEO们要提出道歉的话，他们需要非常迅速地做出反应。如果他们耽误了八、九天，这种耽误在今天的环境下看上去就像是漫长的拖延，CEO和公司就会显得很不上心。”

10.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

CEO们最后一个待开拓领域：赢得人们的爱戴，或者至少是信任。实际上，根据普华永道的“2013年全球CEO调查”，37%的CEO担心他们所在行业内信任的缺失会危及到他们公司的成长。

不过，赢得公众的信任是一项严峻的挑战：根据2013年为公共事务专业人员行业协会公共事务委员会所做的一项调查，只有9%的美国人说他们会给大公司CEO的诚实度和道德标准打高分。(相比较而言，7%的人对国会山上当选的官员高度信任，而49%的人说他们对小企业主高度信任。)

虽然CEO们的口碑不怎么好，但63%的受访者说大公司在服务股东方面做得很好，65%的人说他们在服务客户方面工作出色。为什么人们对CEO的看法和对其公司的看法之间存在差异呢?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道格·平卡姆说，大公司丑闻让一些人认为CEO总体来讲无法信任——哪怕那些丑闻相对很少。当然，还有钱的因素：正如平卡姆所言，“人们不喜欢看到CEO得到了几百万美元薪酬的新闻”。（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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