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劳动成本上升给制造业带来困难，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这个说法不对。

在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劳动成本上升，一定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了。企业不是福利机构，老板不可能赔本发工资。你要创造3千块的价值，老板才能给你3千块的工资。生产率提高，这只会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会不利于经济增长。

如果没有制度阻碍劳动自由流动，那么这个企业因为劳动成本上升做不下去了，一定是劳动在另一个企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不可能任何人生产率都没提高，却有人工资提高了。众所周知，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导致经济增长，因为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我们看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会高增长，可是我们忽略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成本上升其实是一回事。

逻辑上，在一个没有人为制造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劳动成本愈高，经济增长应该愈快才对。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劳工成本高，经济竞争力低，这只是表象。西方经济缺乏竞争力，不是劳动成本高本身的错，而是因为他们的高工资是人为拔高的，而不是市场决定的。

中国没有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劳动成本上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怎么会对产业造成困难呢?怎么会减弱经济增长呢?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人为的拔高，公务员的工资就被人为拔高了，而最低工资、工资集体协商也正在开坏政的头。

中国要思考的是到底什么制约了劳动的自由流动。像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劳动成本到底有多少是户籍、医疗、教育等制度推高的?为什么中西部低成本的劳动不能流向沿海地区?如果说企业内迁到中西部能够雇到低成本劳动的话，那么沿海的劳动成本上升就与高房价、户籍限制、孩子上学难等问题大有关系，是它们制约着劳动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区，减少了沿海的劳动供给，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如果我们不区分劳动成本上升的原因与性质，简单把制造业的困难归结为劳动成本升，那么就会误判中国制造面临的困难与中国的增长前景。

我们有些人，不负责任，主张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假如你做内需，那么转移到中西部去没问题，但你要是做外需的话，那是绝对不行的。在古代，经济中心原本在中原，为什么到了近代转移到了沿海?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当今是全球化时代。面向全球生产，沿海具有天然的优势。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把人转移到沿海来生产成本低，还是将原材料和产品运来运往在内地生产成本低?难道古代的中原人勤劳智慧，而他们的子孙却愚笨懒惰不成?难道古代的沿海人愚笨懒惰，他们的子孙却又勤劳智慧不成?这不合符遗传规律嘛!

中国要想办法通过制度变革把沿海的生产生活成本降下来，而不是把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去。但现在我们好像在向相反的方向走。中国还要避免人为拔高工资和福利。想明白其中道理并不难。如果通过人为拔高工资和福利就能改善百姓生活，那就把最低工资规定到每个月10万块，岂不是我们个个都成了千万富翁?

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伴随的劳动成本上升永远都是好事。若说一国增长的基础是低劳动成本，那岂不是成了笑话：为了经济增长，倒要有意的压低工资收入了?而压低了工资收入，经济就总是能高增长了?可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高增长不在劳动成本更低的非洲，而在劳动成本更高的中国。何况，我们发展经济不就是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如果劳动成本不上升，那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怎么提高，怎么可能过上好日子?但是，要克服和避免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于劳动成本的推动。任何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的因素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都只会给经济带来噩梦，最终让人民不能过上好日子。切记，不是劳动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而是制约劳动自由流动的制度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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