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前，云贵高原非常落后。有多落后？看看交通状况就知道了。

其他省份都有公路，云南和贵州也有，但是非常少，两个省加起来不到三十条，一多半还是煤渣路，而不是柏油路。

其他省份的公路都是政府拨钱修的，云南和贵州修路不拨钱，想拨也拨不起。中央政府号召修路，云贵的官员就把这个差事派给老百姓，不发工钱，也不管饭，连修路的工具都得自己想办法置办。

其他省份都有汽车，特别是大城市，商业繁荣，经济活跃，发展比较快，街上跑的汽车一年比一年多。截至1932年，上海有三千辆汽车，南京有一千辆汽车，杭州有三百辆汽车，北京光出租车就有五百辆，河南虽穷，机关用车也配了几十辆，另有一百多辆长途汽车用来载客。云贵两地有没有汽车呢？有，加起来不到一百辆，其中只有三辆是私家车。事实上贵州第一辆汽车还是省主席周西成从香港买的，当时贵州没有公路，买了汽车却开不进去，周西成只好把车拆散，人挑马驮运回家。

当然，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云贵有了公路，公路上也有了长途汽车，可是普通百姓宁可步行也不坐车，因为坐不起。共产党员薛绍铭在1935年游览贵州，从六寨搭车到独山，短短八十公里，票价四块大洋，而在当地，掏光钱包能凑得出四块大洋的人家，一百户里面也没有一户。

薛绍铭还曾经到云南曲靖师宗县进行调查，那是一个煤矿大县，县政府只有三间破房，贵宾室里的棉被有六年没有拆洗，他想出去租一条被子盖，整个县城只有教育局长家里有棉被，其他人家只能盖稻草，怕冷就烧煤，因为大多数居民买得起煤，却买不起二斤棉花。

但奇怪的是，云贵高原如此穷困，土地价格却贵得离谱。

我说云贵地价离谱，不是说比现在贵，而是说比当时其他发达省份要贵。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在抗战前对全国地价做过一次普查，旱田价格以贵州省为最高，水田价格以云南省为最高。这种现象非常可疑，就好像现在某些城市平均收入很低，但是房价却能高高在上一样。

我曾经怀疑南京国民政府的调查结果可能有误，后来多读民国文献，感觉云贵地价确实有可能这么高。

首先地价跟收益有关，一块地能带来的产出越大，它的价值也就越大。当时云贵的土地主要用来种鸦片（鸦片是云贵高原的生命线，以贵州为例，每年税收八千万大洋，其中鸦片税占了一大半），种鸦片的利润远远超过种粮食，所以云贵的地价有理由超过那些种粮食的省份。有朋友会说：既然种鸦片那么划算，为啥云贵老百姓还那么穷呢？这是因为军阀的搜刮很厉害，大头都让官府拿走了。

其次地价跟需求有关，买地的人越多，地价也就越高。云贵高原的老百姓虽穷，军阀、官员、矿主、土司和土匪头子却很富，由于风气闭塞，这些阔人不像江浙一带的实业家开工厂挣大钱，他们尚未开化的榆木脑袋里只有一条最传统的投资渠道：买田地，当地主。所以云贵的土地大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多半是军政两界的重要角色，无论当地经济多不景气，他们也不愿降价出让，因为他们既没有别的投资理念，也不差钱。他们不怕打仗，万一打了败仗，他们会逃走，而他们的家眷和他们的产业仍然会被下一任军阀保护起来，这是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计结果是这样的：截至1935年，云南的水田平均按一百二十六块大洋一亩成交，贵州的旱田平均按五十六块大洋一亩成交。这样的地价在今天看起来当然很便宜，可是绝大多数农民都买不起。甭说农民，教师也买不起。贵阳高中教师理论上每月可以挣到二十块大洋的薪水，但是全省教育经费不到江苏的百分之一，实发薪水只有“六折的二成”，先打六折，再打二折，一个高中教师每月只能挣到两三块大洋，连吃饭都不够，遑论攒钱买地。军阀们可就阔得多了，当年周西成买福特轿车，车价一万两千块大洋，一辆车就能换几百亩地，地价再贵也买得起。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军阀们买得起，所以地价才那么高。

管理学上有个“短板定律”，好比一只用很多块木板拼起来的木桶，其中最短的那块板决定了木桶里的水位。我想民国时期的云贵高原可能有个“长板定律”，最富的那一小撮人把地价高高撑了起来，就好像最长的那块木板顶起了桶盖。   （红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