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童十岁“分流”，各自走入“大学轨”和“技工轨”，人尽其才。这一制度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任何教育制度，都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往往很难随意移植。我在《市场到哪里投胎》中，综述了西方近年来的多种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分析。

比如HermannSimon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提出了“隐藏的冠军”之概念。他估计，世界中小企业中的冠军（即领袖企业），大概有80%以上来自德国（或广泛地说是德语国家，包括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些企业规模虽然不大（营业额在40亿美元以下），但产品往往在本领域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50%以上，有些甚至达到70-90%，形成垄断优势。这些国家，在地理上连成了一片，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关联（比如中世纪汉萨同盟的活动，在北欧和德语地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贸易纽带）。其中一个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地区都有着强大的职业培训体系。比如瑞士、德国、奥地利等德语地区，都属于全球市场领袖企业密度最高、年轻人参加学徒式职业培训比例最高的国家。这其中的关联也很容易理解：顶尖的产品，需要制造过程中强大的执行力，而并不仅仅是几个突破性的发明创造。Kindle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美国发明了这个产品，但在本土找不到足够的技工来制造，最终不得不外包出去。即使从吸尘器、加湿器这些一般消费品上看，美国的牌子大多为大路货，价格便宜，但高端的牌子往往是德国制造。许多高精尖的工艺，在美国找不到那么多人手。

在德国，训练有素的工人被企业视为自己的“技术资产”。对于这种“资产”的竞争，在孩子十岁时就开始。转入“技工轨”的学生，面前有几百种手艺可选择。不管选择哪门手艺，大多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另外，这种培训费用相当昂贵，由学校和企业分担，形成德国式的双重系统。比如学徒式的训练往往在企业中进行。这不仅仅是手把手地传授技艺，企业还给这些学徒工提供相当优厚的生活费。一旦结业通过考试，学生就进入企业成为工人，享受着高薪的中产阶层待遇。举个简单的例子，德国的人均GDP大致为4.2万美元，美国为5.2万美元。但是，同为汽车工人，德国工人的平均时薪（包括福利费用）为58.82美元，美国为45.34美元，日本为41.65美元，印度为2.10美元。德国的汽车业背着这么高昂的劳动力成本，照样保持着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德国的人均GDP虽然比美国低20%左右，但汽车工人的薪金比美国同行则高出将近30%，几乎和美国律师的平均水平差不多了。

德国工人所享受的不仅仅是高薪，还有稳定的工作、在企业当家做主的发言权。这特别体现在德国企业无所不在的 “工作委员会”上。这个“工作委员会”不是工会，而是工人选举出来参与管理的机构。企业所有涉及工人利益的大政方针，如雇佣和裁员、工作时间等等，都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的批准才有效。试想，由工人选举出来的委员，怎么可能投票裁减支持自己的“选民”呢？就连加班等小事，也要征求工人的意见，由委员会投票。所以，技工阶层，是德国中产阶级的中坚，社会地位很高，中学生们也将之视为一生的“正途”，一旦获得某门手艺的培训资格，学习动力奇高，乃至平庸的学生也能把自己转化为一种“技术资产”。

美国的企业，则把工人当成“人手”，不够就到市场上找，过剩就赶紧甩掉，很少有企业会投资培训工人。因为你辛辛苦苦培训完了，人家跳槽了，岂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样，企业把培训推给社会，同时不停地抱怨公立学校培养不出自己需要的人才。美国的孩子，对于技工培训都有所顾忌：好不容易学会一门手艺，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干两天被裁了怎么办？美国的年轻人，在30岁以前平均换过7次工作，谁敢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尽管美国近年来也要学习德国，但很难大规模引进德国模式。结果，大部分学生还是走上读大学这条路。

德国的“分流”模式当然值得学习。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框架，是否具备了这种移植的条件。没有“配套设备”，即使建立了很完备的技工培训体系，家长和学生也可能拒绝进入。

(兵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