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正在寻找升级之道。近期引起热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被视作中国打造现代工业强国的路线图。类似地，德国政府也于2013年就提出“工业4.0”战略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

在此向大家推荐前摩根斯坦利分析师、现伦敦对冲基金SLJ MACR 创始人任永力的文章《德国制造与日本制造》。文中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和日本是许多人心目中并驾齐驱的工业出口大国。Made in Germany和Made in Japan是工业产品、尤其是重工业领域中难以超越的金字招牌。

然而，在过去的15年里，情况悄然变化，德国出口业一路高歌，日本却不断受挫。数据显示，安倍急功近利的“三支箭”几近饮鸩止渴，安倍自己都信不下去的“安倍经济学"失效之际，德国出口业以其扎实的竞争力坐上了世界第二的位置。

何以至此呢？作者发现，在出口业领域，同德国实力相当的出口大国并不少，但独具德国特色的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是德国经济结构中独特而重要的一支，其占据德国全部经济输出的52%。这样的中小型企业在质量和产品方面展开角逐，却很少造成价格上恶性竞争。不同于日本的中小型企业大多仅限于向大型企业提供中间产物，德国鼓励中小企业同海外合作，助推其国际贸易发展，从而形成良好的海外形象。

因此，德国工业生产中注重“形式”与“功能”兼顾的思想使其品牌优势同日本不断拉开差距。像汽车这样德国传统的优势产业在今天愈发成熟。而创新力匮乏的日本却在不断丢失如电子产品这类原有的优势市场。宏观来看，对比影响全球出口产业的两个重要趋势——全球化和区域化，显然，借着欧盟和欧洲货币经济联盟区域经济东风的德国出口业，远胜于仅依靠全球化的日本。

比较日德两国的发展经验，无论是本文中谈及的德国工业出口领域优势，德国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举措，还是以“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为主题的德国“工业4.0”概念，都可以成为中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道路上值得借鉴和思考的经验。

德国——出口机器。德国是如何在新世纪击退其竞争者脱颖而出的。以美元计算，德国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中国第一，美国第二。但是以人口和GDP加权计算，德国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大约达到人均17000美元，德国的人均出口量要比中美日三国的人均出口量总和都要多。

为什么德国在过去15年超越其对手如此之多？我们特别注意比较日本，因为15年前这两个国家看起来专门化的产品类似(汽车和资本财产)，有相似的世界领先的科技，以及看起来在全球化中处于资本相近的位置。我们认为有如下原因解释德国为什么做得更好。

原因一：德国无可比拟的中小型企业。大多数读者应该熟悉德国的“Mittelstand”—中型和大多数的家族企业--成为经济结构中独特的一支，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和出口。超过99%的德国公司属于中小型企业(“German Mittelstand”)。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占据全部经济输出的52%左右，全职雇佣劳动力的60%，还有82%的管理培训生。这些中小型企业几乎都是家族所有，家族运营。因此，本质上公司的发展策略倾向于长远策略以求代代相传，股东权益比率很高并且借贷谨慎。

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在工业方面高度活跃。

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在价格方面不恶性竞争，但是在质量和产品的创新方面竞争激烈。研究表明德国有世界上最多的“隐藏的冠军”(工业领先但其品牌却不那么为人所知)：德国有1307个，美国有366个，日本有220个，奥地利有128个，瑞士有110个，意大利有76个，法国有75个，中国有68个，英国有67个。为了保持这个优势，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在研发上的花费增长近71%，相较之下一般大型企业的研发增长只有19%。这个研发上的花费导致的有形结果就是：54%的德国中小型企业在2008-2010年间引进一些形式的工艺创新，与此相较欧盟的平均水平只有34%。

持续的创新和提升帮助维护和保障“德国制造”的品牌优势。

德国政府尽职的在各种层面上扶持这些中小型企业发展。例如德国政府有一个中央中小型企业创新项目用来帮助这些企业的研发。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推广关系上有效的运行。德国海外商会(CCA)在80个国家有120个办公室，有超过1700名员工帮助推广德国的商业兴趣。任何一家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可以去海外商会确定潜在的经销商和其他海外合同。部分出于这种关系网的原因，和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已经在海外有了良好的形象。日本的中小型企业倾向于向日本大型企业提供中间产物。而美国的中小型企业则偏向于在国内扩张而非海外，并且美国的商会偏向于关注大型企业的发展。

德国政府同时也非常支持在国内培养高技能的员工，帮助企业融资及保障这些企业的原材料来源。

德国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在过去的十年里没有太多外包，因此，德国始终保持良好的出口量。

从另一方面来说，日本的中小型企业，在近几年一直遭遇困境。日本的大型生产商已承受巨大的价格压力，而中小型企业则以供应他们为主。这小中小型企业被大生产商压榨，因为后者把价格压力施加于前者。大多数日本的中小型企业发现要拒接他们单一“靠山”客户的需求比较困难。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的调查，21世纪初日本大型企业利润的反弹大多来自对中小型企业的压榨。在最后几年，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日本中小企业是盈利的。

原因二：“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品牌优势差异。过去这些年，“德国制造”的品牌优势在提升。德国现在不仅在豪车市场上主导，也在综合的汽车市场中占据优势。在2013年，德国的豪车品牌(奥迪、宝马和奔驰)出售了1,060,000辆去中国，并且是在3,300,000辆当地装配的大众基础上增加的。另一方面，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卖了2,900,000辆到中国。超越信誉和表现，德国车似乎在他们的设计上有更大的优势。

或许我们的表述并不精确。但是我们相信能让大多数德国汽车和机械脱颖而出是的是其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中“形式”以及“功能”的独特结合。这或许起源于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文艺复兴。当时德国人(和英国人一样)被看做更积极的思想家(更加量化和理性)，和邻国相比，德国在那期间出产了无与伦比的音乐，艺术，文学和哲学。甚至是在数学上，有像高斯和雷曼一样的人，展现了超乎寻常的跳出常规思考的能力。这段德国的历史也许渗透进机器的“灵魂”。这是我们认为使德国汽车如此特别重要的无形特征。

和这个观点相关的是德国和日本历史渊源。德国在科技创新，数学、哲学、音乐和艺术上有上百年的历史。而日本的创新历史则短很多。长期历史所占的比重也许对于现在两国之间的分歧也有一些影响。

日本在电子产品上也失去了南韩这个市场。不仅仅因为日益激烈的价格竞争，日本的电子生产商某种程度上在创新方面很难产生实质性的新想法。日本在某些方面也失去了在移动手机科技方面巨大的领先优势，并且在软件方面有所落后，尽管在一些电子硬件方面仍保持领先。

原因三：德国作为欧盟成员的优势。在这个讨论中，区分“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概念是很有用的。我们承认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化一项重要的进程：不仅中国可以向世界出口，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可以向中国出售商品。相反的，欧盟和欧洲货币经济联盟是用来促进“区域化”的制度上的安排：相比较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交易是有优惠条款的。

对于日本而言，超过三分之一的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另外三分之一来自其他的新兴市场。简略来说就是地域对日本出口增长的影响是平均的：中国，新兴市场(除中国)，和发达市场各占三分之一。欧盟对日本增长的贡献接近于零。

对于德国来说，图像就完全不同了。除去中国外的新兴市场占据了德国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左右——和日本非常接近。然而有显著不同的是，中国只占了德国出口增长的5%，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对其帮助却普遍的权重相反。另一方面，欧盟在这段时间内占据德国出口增长的60%！除去欧盟外的发达市场贡献接近于零。

概括来说，数据显示德国作为全球出口“超级大国”的崛起，“区域化”的因素要远大于“全球化”(欧盟内不受阻碍的贸易渠道)，而后者则是日本出口赖以生存的。

从以上观察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上的推论：

1、日本在出口上面临望而却步的挑战：过去一年里日本在出口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尽管日元大幅贬值，这是日本出口价格无弹性的明显暗示。在过去几年中，日本的出口也通过某些方式失去了其品牌优势。不仅是有其他国家(例如韩国)在硬件方面赶上了日本，他自身似乎也在软件方面也落后了，逐渐失去了创新方面很好的机会：其丧失了在生产过程中的逐步提升和带有突破性创新的科技和产品。日本衰落是一个深层面的问题，哲学大于现实。我们的猜测是在泡沫经济之后，日本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承担风险的心态，接受了一种所谓的“触击心态”，这是一个棒球术语：目标不再是“全垒打”而是“碰到球就行”。日本仍然在机器人学方面有巨大的领先：工业用和居家用。这是不是日本要深度发展的领域呢？基因科技和研究老年人如何生存是另外两个日本在世界领先的例子。在任何情况下，安倍经济学会为了突破性的发展帮助转移宏观(通货紧缩预期)和微观(结构刻板)的障碍，但是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为了使日本从当前的紧急恐慌中逃脱出来，这个民族的集体灵魂必须改变。一言以蔽之，安倍经济学是日本经济自我复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2、德国应该更加感激其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这也许是我们之前没有慎重考虑的一个点，直到我们做了上面的计算。在欧盟的保护和欧盟成员国之间零货币波动的福利下，德国的出口从其邻国和非欧盟竞争国间的获利不成比例。进一步来说，南欧国家所经历的困境也拉低了欧元的价格：对于德国来说等价的交换率比现在的实际汇率实质上应该高一点。德国需要一个更坚挺的欧元和更高的利率。相对低的欧元兑美元汇率和极低的利率在过去几年里额外促进了德国的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德国是不是要为欧洲金融危机的复苏做出更多的贡献还值得商榷。当然，问题是德国为南欧国家预计的债务买单会不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3、日本的国内投资是关键。已经有很多人关注到日本已经在全球出口中失去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这个事实，并且在日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实际出口却并没有得到回升。如果安倍经济学不能通过更加疲软的日元刺激出口，日本该如何复苏他的出口情况？在思考安倍经济学最终可以达成的目标上，考虑总需求的多种构成元素也许会有帮助：Y=C+I+G+NX。实施安倍经济学的第一年，C(消费)和G(政府开支)支撑经济增长。尽管日元出现了严重的疲软，NX((净出口)却出人意料的成为紧急增长中得减损项。为了复苏日本经济，I(投资)必须最终成为经济增长中的推动力，和C一起。安倍首相的第三支箭是为了给竞争，灵活的劳动力供给，和产品市场限制创造一个结构上无妨碍的环境。黑田先生的第一之箭是为了调整通货膨胀的预期，并且给出口商一个利润垫让他们可以考虑在日本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把第一支箭看做提升日本企业增加国内投资的能力，同时第三支箭是为了提高他们这么做的意愿。在任何情况下，投资上的提升会成为检验安倍经济学成功的最终试验。

总结：日本出口业在过去15年的停滞和德国这段时间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两者分歧既有微观经济学(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和日本创新模式上的转变)的因素，也有宏观经济学(德国在欧洲市场方面的“垄断”)的因素。日本的执政党需要现实的考虑安倍经济学所能及非虽能。我们的感觉是安倍经济学是日本经济自我恢复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第一支箭可以提高日本企业在国内投资的能力，第三支箭可以加强他们的意愿。但是日本集体精神的根本性改变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