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强调制造业

记者：天津自贸区与上海自贸区是不一样的，在具体的政策和做法上有哪些不同？

刘恩专：上海自贸区是商务部国际司设计主导的，天津自贸试验区方案设计是外资司主导的，这体现了国家对天津市以泰达为中心的滨海新区利用外资是肯定的。

天津自贸区所承担的使命和任务显然不会和上海一样，因为城市功能、经济体量、城市在全球中的地位，以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能将天津和上海做简单的比较。

但是，中国开放倒逼改革的政策基调定了之后，不能光靠一个地方。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自贸区进行战略布局，首先表现为区域战略，从南到北，要布点连成线，辐射整个内陆地区，北方、南方都得有。

天津在先进制造业上有很好的基础，当然这不是建立在与上海的简单比较上，而是天津有自身优势。而且天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能够发展先进制造业，又能在低碳环保行业上引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天津有自身的工业传统，又有毗邻北京的优势，两大城市相互认同也是有传统的，这样天津就有发展自贸区的基础。天津有自己新创造的优势，那就是东疆港，它是天津港的奇迹，创造了融资租赁模式。

从工商注册企业数量上看，天津可能不会出现像上海那样的井喷式增长，因为北方民营经济欠活跃，加之三地同时设立，没有了上海的“独家”效应。

记者：天津自贸区在负面清单上是否会有突破？

刘恩专：天津方案是商务部外资司主导的，他们就负责负面清单的问题。具体实施方案不清楚，但与上海负面清单比较，至少是一样的。

由于天津先进制造业密集布局滨海新区的特点，负面清单更应该强调先进制造业。天津高端服务业的形态是新金融，产业金融，与融资租赁相关的保理、离岸金融等，都需要上海的金融创新政策支持。

对外资的开放来说，最理想的就是中国只有一个负面清单。但从现实来说，也可以有若干个试点，在不同城市，根据不同特点开放不同产业，积累经验然后全国统一推出一个负面清单。从这个意义上看，天津负面清单肯定和上海是不一样的。

记者：天津滨海新区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很多，下一步在行政简化方面会做哪些突破？

刘恩专：最主要的是行政审批的改革措施要在自贸区赶快落地。涉及自贸园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具体，针对特定业务，涉及贸易便利化、汇兑便利化，因此相关行政审批以进一部简化，一些部门之间的政策和程序要进一步协调，一些创新试验的做法要加大透明度。

记者：将来天津自贸区的管理运营，与滨海新区是什么关系？

刘恩专：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滨海新区应该做顶层设计，从滨海新区公共管理体制上进行治理机制改革，要跟上海一样有一个副部级领导统辖自贸区事务，不能与新区形成行政上的重设，这会浪费资源，相信天津市方面有这样的智慧。

带动京津冀制度创新

记者：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天津自贸区的基础，获批之后，会给滨海新区带来什么新的改变？

刘恩专：讲到滨海新区，就得谈浦东，当时是最好时机给了它，那时中国还处于粗放型增长时期，现在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环境都没有这个空间了。在这样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开发开放一个区域，条件最好的就是天津。因为天津母城远离港口，中间几十公里距离都可以开发，这种空间在国际化大都市是少有的。

天津建立自贸区还要看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态度，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达成协议后，北京表态积极支持天津申报自贸试验区，这就是一个政治信号。

记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是否会因为天津自贸区获批而有所改善？

刘恩专：当然。天津自贸区肯定要带动或调动北京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能力，带动河北省沿海开发的港口，使其与天津的天津港、东疆保税港区连成一体，不是竞争大于合作，而是合作大于竞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