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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老机械工业部大院，如今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办公场所。何光远，一位78岁的老人 ，过去3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对这30年历史的每一个节点瞬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30年中，改革开放的伟力反映在机械制造产业上，制度变迁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80年到1990年代的体制改革，为制造业的发展清除了制度性障碍，而国家对管理体制的放权，使得企业外部环境逐步宽松。30年中，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该行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贯彻。
这位曾经带领着中国机械工业迎接改革与开放的机遇与荡涤的共和国部长，对于这30年的风雨路程，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体会与思考。“30年中，在机械制造行业，改革的初衷和设计没有问题，但在具体改革的操作上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何光远为《商务周刊》梳理这段历史时，从他记忆的脉络里，可以清楚感觉到制度变迁的力量，也能感觉到对改革具体操作上的艰难和局部缺乏科学性的感慨。“有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他说。
“何管理”
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管理”这个词仍然带有某种资本主义的色彩，不论是对于企业管理者还是企业职工来说，都对刚刚过去的10年心有余悸。
而对何光远来说，改革开放前后的命运更是与“管理”分不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何光远已经是一汽公司锻造厂的厂长。1951年，何光远被派到前苏联学习金属压力加工专业，也就是现在行业内说的冲压锻造。建国初期，由于锻压专业人才的稀缺，学成回国后，被当时的一汽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郭力留在了一汽。
在一汽锻造厂，何光远从技术员干起，到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分厂副厂长，1965年被提升为厂长。
在锻造厂，何光远有个绰号叫“何管理”。在前苏联学习期间，除了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他还非常关注工厂管理方面的经验，比如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的计件工资制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严格工艺流程管理。何光远把这些管理引进了锻造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却成了何光远的“罪证”，不久，何光远就被“造反派”打倒，关到地下室里，天天接受批斗，头上戴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铸造厂受到的冲击和破坏最大，管理和生产混乱不堪，这也严重影响了整个一汽的汽车生产。回忆起这些，何光远唏嘘不已。
1973年，何光远被落实政策，被任命为铸造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他又受命整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七零八落的铸造厂。到年底时，铸造厂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1977年离开一汽前，何光远担任一汽革委会副主任兼铸造厂革委会主任，在“何管理”的大力整顿下，铸造厂成为一汽的典型示范单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尤其是在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众多企业已经被折腾得“瘫痪”，非常需要像何光远这样有管理经验的干才去收拾一个个这样的“烂摊子”。1977年，何光远“临危受命”到长春拖拉机厂，拯救这家几乎崩溃的农机企业。
何光远清楚地记得，1977年的一个星期四，一个刚刚参加完“工业学大庆”现场会的领导学习团到一汽来参观。参观过程中，陪同的吉林省省委书记王恩茂问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长春拖拉机厂现在情况很不好，派系斗争非常严重，生产秩序混乱，能不能从部里派个领导过去整顿工作。周子健马上指着何光远说：“叫何光远去。”
长春拖拉机厂一直是仅次于洛阳拖拉机厂的全国第二大拖拉机生产企业。何光远回忆，他上任长拖革委会主任时，工人思想混乱，无心工作；油桶倒在地上没人管，油流得满地都是；拖拉机轮胎四处乱扔，长春南湖里满是作为救生圈用的轮胎，都是从工厂里偷出去的。
到长拖后，何光远开始抓整顿抓管理。为支持何光远的工作，省委书记王恩茂决定每周六到长拖劳动一天。为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原一汽标准件分厂厂长牛振海也被调来与何光远搭档，在一汽时，牛振海因为办事雷厉风行、敢抓敢管，人称“牛魔王”。在两人的一起努力下，通过半年整顿，生产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一年以后，长拖的生产和管理变得井井有条。“何管理”的绰号也由此被长拖员工叫开了。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两年，不仅是长拖员工对于企业变革和引入西方管理经验后带来的积极变化感到兴奋，政府也希望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变成普遍的经验。何光远在长拖的第二年，就被调任长春市任常务副市长。但何光远还没有理清楚新岗位的工作头绪，就又升任国家农机部副部长，自此走上领导整个行业抓改革、求发展的道路。
放松管制与“一刀切”
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于中国众多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期间虽几经反复，但总体趋势是政府逐步放权，企业逐步下放地方，企业自身拥有了更多的生产权、经营权和内部管理权。
而机械制造业1984年开始的企业改革，也成为国家整体经济改革中的“试验田”。当时的何光远是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84年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对机械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会议认为：现行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和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影响机械工业的发展，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并为整个工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经验。会议提出：工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从根本上解决条块分割问题，打破地区、部门界限。
在国务院各部委中，机械工业部也是最早对原有“条条”集中管理的体制进行改革的部委。部属62个企业和省属332个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于1985年5月下放地方，并允许各部门、各种所有制成分进入产业，打破行业壁垒，实行开放式行业管理。
何光远对记者回忆说：“最初的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确立企业为市场主体的改革目标上是没有问题的，从改革的成效上看，也确实刺激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但在操作上却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何光远认为，机械行业那些排头兵企业几乎一下子全部下放到地方，“当初没有细分改革步骤和目标，没有充分考虑到一部分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制造企业和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下放后对长远造成的负面影响”。
他举例说，比如一重、二重等大型基础装备企业，下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管理这样大型企业的经验和能力，而企业自己也难以一下子从传统体制下“蜕变”，遇到问题，仍只能去找政府，但有些问题地方政府根本没能力解决，而由于下放，机械工业部和省里也不再“喂奶”给企业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改革的成效并没有显现出来。中国机械全行业出现了普遍亏损。“现在回头看，当初的改革走得太快了。”何光远说，“政企分开和企业下放的方向是对的，但配套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跟上，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也还是个模糊的概念，‘一刀切’就把所有企业下放，肯定不合适。”
而改革的“一刀切”在基础装备工业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严重，以至于一直影响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今天，过去30年里，中国需要的重大基础装备和重大装备技术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果不是最近几年市场向好，中国装备企业的生存依然会是个大问题。但即使在今天，中国这个产业也没有出现能够与“西门子”、“通用电气”等有一争之力的世界级制造企业。
“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传统管理模式和对政府的依赖，可以说，市场经济机制已在机械工业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在后面的改革过程中依然带有‘自上而下’式的武断。”让何光远感到痛心的是，接下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同样“一刀切”色彩浓厚，“对关系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研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早在1986年，国家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减少对科研院所的财政划拨经费。19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了以科研院所转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希望彻底把科研院所推向市场。
1996年，何光远从部长的任上退休，但他注意到了三年以后的一次更关键的改革。1999年3月，机械工业、冶金、 煤炭、化工等10个由部降格为局的行业主管部门在划归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之后，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启动。按要求，10个行业局所辖的242个技术开发型科研院所，在2000年底前必须与政府脱钩，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转制。
改革似乎在一夜间完成，原先这些一直承担共性技术研究和行业标准制定的科研机构，转瞬间成为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但是改革的不良后果也很快显现出来。“这些科研院所以前承担了国家共性技术的研究和行业标准、技术规章的制定，改制后成为企业，这些科研机构没有动力进行共性技术研究了，他们更关心如何到市场上找饭吃。”何光远说，这些损失是长远的。
2006年“两会”前夕，242家转制行业科研院所的院士们联名上书国务院，信中建议国家尽快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专门研究行业发展中重大的、关键的共性技术，为应对国际巨头的竞争提供技术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工业技术研究院还停留在院士们的建议书上。
频繁的机构改革
中国30年的改革，表现在政府管理层面上是多次机构变动。改革主线也以淡化行政色彩、加强宏观管理，从僵硬的行政管理实现市场化的行业管理为主。
30年里，中国机械工业管理体制也经历了数不清的变革，反反复复、分分合合，虽然每次都是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但期间又充满了随意性。
1980年年底，何光远从长春调任国家农业机械部任副部长。当时农业机械部除了负责农业机械的制造外，农业机械化和农机使用管理也归口该部，另外内燃机制造也属于农机部职权范围。当时除农业机械外，还有从一机部到八机部的8个部级管理部门，分别管理民用机械、核工业、航空、电子工业、兵器、造船、航空和战术导弹工业。在这些部门之上，国务院还专门有一个机械工业委员会，总体指导全国机械工业领域，薄一波任机械委主任。
1982年2月，国务院开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按改革方案，国务院决定在农机部与一机部合并的基础上，吸收成套总局和仪表总局，成立机械工业部，撤销国务院机械委。机构合并前，一机部部长是饶斌，农机部部长是杨立功。
何光远回忆，为了机构合并，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饶斌任组长，副组长是杨立功，成员有何光远、一机部副部长杨铿和仪表总局的曹维廉，后来成套总局也要整合进来，成员又增加了杨一木。
机构合并后，正在研究干部配备时，中央突然决定，调周建南到机械部任部长。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调任机械部部长之前是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饶斌则被改调筹备中国汽车总公司。
合并后的机械工业部运转了4年，1986年，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已经退休，国务院没有任命新的部长，而是由何光远暂时主持机械工业部的日常工作。当时，国家为了打破军民、部门和地区的界限，提出了全面落实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并决定把全国民用机械体系和兵器工业体系统一组织起来，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
一天，何光远在大连出差，突然接到来自国务院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让何光远马上赶回北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有要事找他宣布。接到同样通知的还有时任兵器工业部部长邹家华。何光远回京的当天下午，赵紫阳向他们宣布，撤销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两家合并。
何光远和邹家华都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人事先知会过合并的事情。惊讶之余，就商量新机构叫什么名字，与会者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叫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都不合适，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参加会议的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建议说：“老机械委已被撤销，不如就叫机械委吧。”
机械委成立后，邹家华任主任、党组书记，何光远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由于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原因，政府机构不久又呈膨胀趋势。1988年，国务院决定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在这次机构改革中，机械委与电子工业部合并，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但据何光远回忆，机械电子工业部成立不久，兵器中国工业总公司就宣布成立，实行计划单列，虽然仍由机械电子部实行行业管理，但宣告了1986年机械工业与兵器工业合并的结束。
今天，机构变革中的分分合合仍然留下了可以追寻的痕迹：在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的大门上，一边挂的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牌子，另一边挂着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牌子，双方成了最紧密的邻居。
兵器工业总公司单列后，也触动了电子工业部门。原电子工业部的老部长们认为，既然兵器工业可以单列，那么电子工业也要计划单列，搞个电子工业总公司。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成立，也实行计划单列，原机电部副部长张学东出任总经理。
中国工业管理体制又被折腾了一次，此时何光远已经出任机电部部长，曾培炎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89年，电子工业部的一些元老给中央写信，提出“电子工业是朝阳工业，机械制造业是夕阳工业，这两家不能放在一起”。199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机械电子工业部被撤销，分别组建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何光远仍任机械工业部部长。
1996年2月，何光远卸任机械工业部部长，退休二线。
此后，1998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确立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目标，决定将部分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组为国家局。机械工业部被撤销，组建机械工业局，与其他9个局一起归口在国家经贸委之下。
这一改革被认为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政企分开的重大步骤，10个国家局也被明确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性机构存在，当时确定的过渡期为三年。
三年后的2001年2月，10个国家局中的9个宣布撤销，其中就包括机械工业局。一个月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挂牌。在经历了多年的分分合合后，中国机械工业终于摆脱了传统的专业经济部门行政职能。
但机构改革如此频繁也造成人才流动性过大，影响了行业政策和行业发展的稳定性。“有时机构合并工作还没做完，干部分流还没结束，新机构马上就又要分开了。”何光远回忆说，从1982年开始算起，机械部在部一级的分分合合就有8次之多。机械系统内部一直流传着一句笑话，“话说机械部大事，分了就合，合了就分”。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何光远最担心的仍是这个问题: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确定自己的准确角色，避免机构变化和政策变化的随意性。“这对于今天我们重提机械产业升级，尤其是高技术装备产业的振兴，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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