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别人对我说，什么地方又建了一个合资企业时，我不会特别高兴，我会想，这个合资企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讲述：何光远(原机械工业部部长)
　　整理：《汽车商业评论》 葛帮宁 张天阔
    我是学金属压力加工专业的，行业话就是冲压和锻造。1951年我去苏联学习，1956年回来后被分配到一机部汽车拖拉机局，汽车拖拉机局再把我分到洛阳拖拉机厂(以下简称洛拖)。当时洛拖刚开始土建，一大批人被派到一汽厂实习，我也就直接到一汽报到了。
　　到了一汽，我听说郭力在，就去拜访他。郭力是我的老领导，1946年我从冀中军区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郭力当时是政委，我在政治处任技术书记。
　　郭力那时是一汽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实际上他是一汽第一任厂长，一汽就是他筹备的。他当时向中央建议，说这个厂建在东北，最好让东北政府派干部过来，这样工作起来比较顺当。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都在东北，最后派了饶斌来当厂长。这段历史张兴业讲得最清楚，他当时是汽车局的人，也是组建一汽的元老(详见本刊2007年3月号口述历史《中国汽车工业怕什么》)。
　　那时国内还没有锻压专业，个别高校刚刚开始筹建此专业。郭力听说我学的是锻压专业，就说：“你还是留在一汽吧。”这样，我就到了汽车行业。
　　挨批340多次
　　在一汽，我被分到锻造厂，从技术员干起，做到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分厂副厂长，1966年被提升为厂长，那年我36岁。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造反派夺权，我这个厂长就被打倒了，但还得管事。造反派把图章装到小布袋里，挂在裤腰带上，但他们什么都不懂，样样事情都来问我。我说可以这样办后，他们就拿出公章来盖上。
　　打倒以后我被剃了光头，关在地下室里，睡草垫子。整天被批斗。造反派给我戴的帽子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苏修特务”。我在苏联学习时跟同学一起拍的照片也都成了罪证，被画上红叉拿去展览，叫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光远罪行展览”。
　　展出来后，他们叫我妻子去看。我妻子在铸工实验室工作。她一边看，造反派一边给她讲解，还问她有什么感想。我妻子说：“何光远撞在暗礁上了。”听了这话人家很不高兴，第二天又把她给关了起来。
　　那时我的孩子还很小，之前有老岳母帮忙看着，后来造反派把我老岳母赶走了。孩子怎么办？就跑到北京去投靠他舅舅。舅舅当时在宣传部门工作，后来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孩子基本没人看管，老大15岁，老二10岁，还有个老三，是个姑娘，才三四岁。当时弄得很惨，有点妻离子散的感觉。后来我白天劳动，晚上可以回家了，就感到很满足了。
　　这期间，我自己都记不住被批了多少次，据说是一汽挨批次数最多的人。1971年他们宣布我解放时，他们说：“批了你340多次，也没把你从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上挽救回来，现在宣布解放你，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意思是说并不是因为我觉悟了，已经回到所谓的正确路线上来了，而是要给我出路才宣布的解放。之后我就到下面去劳动改造，到一汽车间打铁。
　　1973年落实毛主席政策，他们给我安排工作，任锻造厂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生产。1975年夏天，一汽组织各个分厂负责人到二汽学习。为什么到二汽学习呢，因为一汽是由苏联援建的，而二汽则是我们自力更生建成的。一汽受“修正主义”影响比较深，所以必须要去学习。
　　学习回来时，我们住在北京的苏州胡同机械部招待所里。时任一汽党委书记的赵学义找我谈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斗得很惨。他说：“你回去后不要去锻造厂了，去铸造厂搞整顿吧。”
　　然后我就调到了铸造厂，当时我们去了3个人：徐元存从工具分厂调去做党委书记；我被任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耿昭杰任副书记。
　　为什么派这么多人去呢？因为铸造厂在“文革”受到冲击最大，管理最混乱，是全厂生产的瓶子口，铸造上不来整个汽车厂都没办法正常生产。
　　虽然文化大革命有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但铸造厂却天天批“唯生产力论”，那时候尽管还没有实行5天工作制，但铸造厂每周就只工作5天，周六不生产，开批判大会，思想完全搞乱了。
　　我们几人在铸造厂都有绰号，徐元存叫“徐马列”。他原来是党委宣传部部长，理论修养很强。我叫“何管理”，为什么这么叫？因为我强调抓工艺纪律，在锻造厂搞定额整顿和计件工资制。他们批得最厉害的，也是这一点。
　　我在苏联学习时，除了学技术外，还学了一些工厂管理知识，其中就有计件工资制，即每个零部件把定额搞好，然后按照定额计件，多打多算钱。当时的工资水平很低，一级工才30多元，二级工不到40元。我在锻造厂进行试点，领导都觉得我做得对，但在“文革”中却成了我的罪状，他们批我时就把这叫做“修正主义”的管理办法，是搞物质刺激。
　　那时搞现场批判会，在锻造曲轴的十吨大锤旁，边劳动边接受批判，干一批活之后，开一次批判会。有人上来发言，我在那里听着，然后他们问我：“是计件工资管用还是政治挂帅管用？”接着又干活，这就是现场批斗会。他们故意把生产搞得特好，生产效率较高，然后拿这个来驳倒我。
　　计件工资在国际上较为流行，但是我在一汽是首先推广。当时锻造厂的劳动条件非常艰苦，大部分人不愿意干，被分配到锻造厂的人也不高兴。他们中有不少是农民工，还有些是转业兵。而批我批得最狠的也是这些转业兵。
　　1975年年底，铸造厂的正常生产秩序已经恢复，全厂职工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砸碎瓶子口，争当火车头”的竞赛时，“批邓反击右倾方案”又开始了，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我们这些人就又准备挨批了。但这一次没有搞起来，当时军代表已撤走，老领导重新出来工作，他们都对这套东西不以为然。但不批也不行，也得跟潮流走啊，所以我们在铸造厂，就说每多100箱，就是向邓小平多发100发炮弹—我们只有用这个办法来抑制他们，从而抵制反击右倾活动。
　　我在铸造厂干了两年，一直干到1977年。一年以后铸造厂就翻了身。我一直干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走，离开了一汽。
　　“牛魔王”与“何管理”
　　那时正好工业学大庆，很多领导都去大庆开“工业学大庆”现场会议。在从大庆回来的途中，他们到一汽参观。
　　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铸造厂是一汽的典型示范单位，他们就来看铸造厂，我当时是一汽革委会副主任兼铸造厂革委会主任，就陪同参观，吉林省省委书记王恩茂同志也陪同。参观过程中，王就对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说：“长春拖拉机厂现在情况很不好，文化大革命把思想搞乱了，场内派系斗争非常严重，生产秩序很乱，能不能从部里派个领导过去整顿工作。”
　　周子健一听，马上指着我说：“叫何光远去。”王恩茂记住了这件事。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去省委书记办公室。我去后，王恩茂说：“这件事情已经定了，周部长也有这个意思，一汽也同意了，省委决定调你到长拖工作。下周一你就去报到吧。去的时候我陪你。”
　　那天是星期四。你想想，省委书记送我去，说明对我很重视。长拖是一个很重要的厂，全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当时规模最大的是洛拖，生产履带式拖拉机；长拖居第二，生产轮式拖拉机。
　　这样，星期一我先到省委组织部去，与省委组织部、省工交办的同志，再加上王恩茂一起到长拖，他们在大会上宣布了对我的任命。
　　王恩茂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决定每周到长拖劳动一天。老领导说到做到，除了出差在外，每周六他都自己带着工作服和饭盒到长拖装配车间劳动，利用中午吃饭时间了解工作情况。
　　这显然是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到了长拖后，我们就开始抓整顿。但长拖的情况实在是太乱了：油桶倒在地上没人扶，油流得满地都是，拖拉机轮胎四处乱扔，但没人管。甚至有些人到南湖去游泳都把轮胎当救生圈。
　　在长拖，我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现在叫厂长。党委书记是原省统计局局长，这位同志姓杨，因为身体不好，不久就回去了。长拖的“造反派”有些霸道得很，去杨书记的办公室还用脚踹门。这是“造反派”给我们的下马威，那时他们两派斗争，一些原厂领导在背后支持，希望把我们挤走他们再回来。
　　不久，牛振海从一汽过来当革委会主任，我当党委书记。牛原是一汽标准件分厂厂长，做过机修分厂厂长，他办事风格雷厉风行、敢抓敢管、说一不二，被人称为“牛魔王”。他对我的支持也很大。我们一起努力，消除派系搞整顿，大概用了半年时间，长拖的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一年后，长拖变得井井有条。
　　有件事情我记得很深，也可说明长拖究竟乱到了何种程度。东北有储冬菜的习惯，主要是储土豆和大白菜，家家都挖菜窖，挖得周围都没地方了。还有就是用大缸腌酸菜。长拖厂很多职工都把大菜缸搬到厂区里，在工具分厂靠近西南角的墙根底下全是腌酸菜的大菜缸，上班时有些人往往忙着缸里的白菜，丢掉工作。
　　为了整顿这件事，老牛召开了一次中层干部会，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给你们3天时间把菜缸搬走，如果3天后不搬走，我就带根铁棒，见一个砸一个。”这3天时间他真没去检查，实际上是有人帮他看着，向他汇报说，一些人还在犹豫，不知道牛振海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都说，还是搬了吧，牛这个人说到做到。
　　我和牛都住在一汽，每天坐一个班车去长拖上班。到了第四天，我们刚下车，牛振海就对我说：“老何，你先上去，我去看看菜缸。”然后，他就从车后备厢里拿出一根大铁条。他一去，办公室主任也跟去了。到工具分厂一看，还剩下两个菜缸，其他的都搬走了，而且有人正在把这两个菜缸往回搬。牛振海说：“既然你们都要搬走了，我就不砸了。”从那以后，“牛魔王”的绰号就传开了。
　　我在长拖干了两年，1979年被调到长春市当常务副市长，分管计委、财政局、劳动局和知青办。干了一年多，我还没摸透这个副市长究竟该怎么当，只是觉得副市长的工作头绪太多，所有事情都要管，比管一个企业难多了。
　　1980年底我被调到农机部当副部长。为什么到农机部呢？当时长拖作为一个大厂，在农机部挂上了号。大家都知道何光远用一两年时间就把长拖厂秩序理顺了，“何管理”的绰号也被长拖人叫出了名。
　　我记得中组部和农机部都考察过我。中组部副部长曾志老大姐在考察时，她往对面一坐，就直着眼睛看着我，问：“光远，你多大了？”那种感觉就像是老奶奶问自己的小孙子一样，非常慈祥。她问了我几个问题，也没说什么。
　　半年后调令就下来了，当时吉林省这边还不想让我走，王恩茂书记还找我谈过一次，他说：“没办法，虽然不舍得你走，但基层服从中央，你还是去吧。”
“分了就合，合了就分”
　　1982年，农机部和一机部合并。合并前，一机部部长是饶斌，农机部部长是杨立功。当时组织了一个领导小组，由“两部”、成套总局、仪表总局共四家组成。一机部代表是饶斌和杨铿。农机部代表是杨立功和我。成套总局代表是杨一木，现在90多岁了，但身体很好，思维清楚。仪表总局代表是曹维廉。合并完后，曹就被派到香港当特派员。
　　机构合并后，我们完成了机构设置，正在研究干部配备时，中央突然决定，调周建南到机械部任部长。周建南在一机部当过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也挨过批斗，曾在机械院当过院长，来之前是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
　　周建南到机械部时，饶斌正在那里筹备。饶斌说：“我不能给你做嫁衣了，还是你来筹备吧。”周建南筹备后，饶斌就到中国汽车总公司任董事长。那时中汽总公司又恢复了，以前叫汽车局。
　　我们合并以后就叫机械工业部，设立了一正四副：部长是周建南，顾问是杨立功，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杨铿，另三个副部长就是王子仪、赵明生和我。
　　1986年，机械工业部跟兵器工业部合并。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已经退休了，由我主持工作，但没被任命。兵器工业部部长是邹家华。我们两家合并后组建机械委。
　　合并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当时我和家华正好都在外地出差，不知道有合并一事。之前也没人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回来后就被通知去国务院开会，去了以后他们就告诉我们：“今天把你们两个叫到一起，向你们宣布一件事情，撤销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把你们两家组织在一起。今天找你们来，就是商量一下合并后叫什么名字好？”。
　　大家纷纷出主意。叫机械工业部吧，不太合适；叫兵器工业部吧，更不合适。那么叫机电部呢？还是不太好，因为还有电子部呢。当时国家体改委贺光辉插了一句话，说：“老机械委已被撤销，不如就叫机械委吧。”
　　大家认为，要让机械委实行行业统筹管理，纺织、船舶、机械都要管，但是要虚管不能实管。这个建议得到了认可，大家都说：“这个行，就叫机械委。”于是，机械委宣告成立，邹家华任主任、党组书记，我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8年，国家将机械委和电子部合并，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但是没多久，兵器工业总公司宣告成立，实行计划单列，由机械电子部实行行业管理。这就相当于脱离了机械委。
　　电子部并入机械电子部后，他们的老部长们认为，既然兵器可以单列，搞了个兵器工业总公司，那么电子也要计划单列，搞个电子工业总公司。他们后来也搞成了，机电部副部长张学东过去当总经理，我是机电部部长，曾培炎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这样合了分，分了合，又折腾了一次。
　　1989年，电子工业部的元老给江泽民写信，提出了一个理论：“电子工业是朝阳工业，机械制造业是夕阳工业，这两家不能放在一起。”合并时考虑的是机电一体化，用电子和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这个思路是对的，但电子工业如果没有依托的主体，它自己就是虚的，它必须跟飞机、汽车、通讯等相结合，才能实现信息产业的优势。由于电子部的人不断写信，最后还是决定将这两部分开。
　　《三国演义》里有一句话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来我们自己也形成了一句话是，“话说机械工业部大事，分了就合，合了就分。”我们去掉了“久”字。有时合并的工作还没做完，干部分流没结束就又要分开了，这样变来变去，人才流动损失太大。我分析了一下，从1982年开始算起，机械部在部一级的分分合合就有八次。下边也有很多人说，这种随意性太大了，没有什么科学论证，造成了不少损失。但他们不愿意听，不愿意听我也这么讲。
　　自主创新要只争朝夕
　　2005年春我在花都论坛上就自主品牌问题与龙永图进行了争辩。当时龙永图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追求自主品牌这样一个观点，追求这个又有什么意思呢？只要这个企业是在中国注册，向中国纳税，在中国招工，这样的企业就是好企业。他说完后，大家都很愕然。
　　我举手发言，说：“我不赞成龙永图先生的观点，你刚才的说法跟你在大会上的主旨发言意思相违背，你强调要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什么？品牌是什么？”我讲了没几句，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后来我又举手说：“这是论坛，大家有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探讨。”我想缓和一下气氛。
　　但是龙永图同志又来叫板，说：“何部长，咱们之间的观点到底谁正确？我们10年以后见。”他这样叫板，可能是惹恼了部分媒体。但是网上的炒作就太过分了，所以有一次我在清华大学时说：“我不赞成这样的炒作。”
　　我觉得现在汽车自主品牌的情况相当不错。那次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一个点火的作用。对于自主品牌应该怎么看？怎么认识？要不要抓自主品牌？那场论战还是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那场论坛没多久，去年年初国家开科技大会，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自主创新的口号，这一下子就定了基调。后来有人说想找我谈，我也不想谈了，因为没词了。
　　但要说出哪些企业的自主品牌做得比较好，我觉得很难比较。像奇瑞这样的企业一直都在做。现在我听说合资企业也在搞自主品牌，这也是一种探索。
　　当然，企业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有的搞原始创新。有的把别人的技术买过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利用它原来的品牌在世界各地打开市场。而上海的荣威和南汽的名爵也算是买来的，但买来的就有产权。尽管还有好多车型还不是企业自己开发，而是集成世界资源来做。但总的来说，大家现在都很重视自主创新这件事。
　　自主创新还必须只争朝夕，不能坐在那里嗟叹，不能等资金积累、技术积累到什么程度，消化吸收到什么地步才去做，这样肯定不行，企业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比较欣赏韩国人的做法，它也是走引进、合资、消化、吸收这条路，但他们在合资时就说，我们的合资期限是10年，在这10年之内我们必须要学会这样学会那样，10年之后我们必须自己干。
　　一开始他们就有这个决心，因此就下决心消化吸收，而且，他们在消化吸收这个过程中敢于投入。国内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不断地引进新车型，并且花大钱引进，等这款车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时，便问还有什么车型，再引进一款吧。这样引进最省事，没有任何风险，还能迅速赚钱，却永远培养不出自己的核心技术。有些企业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各方面还过得去，但只能永远做别人的小兄弟。
　　人家会不会把核心技术给你，这个问题说不准。你看现代进来以后，北京的汽车零部件基础几乎全部垮掉。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的汽车零部件基础是全国最好的，长春都不如北京，一汽的很多部件都依靠北京提供。但现在，北京内燃机厂这个中国最大的内燃机厂，现在只生产一个凸轮轴；北齿也半死不活；原来给一汽配套的北京化油器，也早垮掉了。现在北京的零部件企业很大一部分都是现代从韩国带过来的。
　　北京汽车工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在跟韩国现代进行第二轮合作谈判时，坚持要搞产品开发，坚持要建立合资的研发中心。徐和谊同志来找过我，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一点你一定要咬住不放。”至于说是否能把核心技术拿过来，但至少我们可以培养人才，否则就只是拿过来，有什么用呢？
    我总感觉，中国汽车工业不能老拿人家现成的东西和技术来CKD，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开发能力，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所以当别人对我说，什么地方又建了一个合资企业时，我不会特别高兴，我会想，这个合资企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曾经跟李瑞环同志进行过探讨，我说：“天津夏利是没有合资的惟一一块净土了。”他说：“我赞成你的看法。”